| “新史学”的热议：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地 |
| 来源：《史学月刊》2013年第1期 作者： 刘凤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02-20 |
“新史学”是近年备受瞩目的一类研究成果，其关注的话题多是最能引发热议的社会问题。那么，何为“新史学”？它的源头以及现在演绎的状况如何？它是方法还是理论，抑或是一种研究范式或路径？为什么它多在社会史与文化史领域里开花结果？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
1903年，梁启超以《新史学》命名，提出了史学革命的思想，他痛斥“君史淹没民史”，倡言历史当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①的史学新观念，“新史学”由此宣告诞生。这种以传统旧史学反叛形象出现的“新史学”，其历史价值观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国家、民族、民权等观念逐渐取代了朝廷、帝王、专制的传统观念，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价值判断标尺。一批学者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提出了创立中国“新史学”的论题。
但是，真正将“新史学”的真谛完全应用于实践性研究，在史学中扭转“精英本位”研究格局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当发生在90年代走热的社会史研究领域。
由于社会史强调“要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审视帝王将相，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这与“新史学”要打破帝王将相史一统天下的历史观不谋而合。“新史学”虽未以“社会史”的名称自许，但其以下层民众为历史研究主体的立场，却鲜明地体现在当今的社会史研究之中，在研究对象、路径以及理论上取得了价值的认同。赵世瑜曾明确表示：“社会史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一个史学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②虽然所言“社会史”研究将取代“政治史”研究有夸大社会史地位的意图，但可以认为，这是在“新史学”的视野下去阐述社会史研究对象、从社会下层出发去探讨国家政治及社会重大问题的新路径与新视野。20世纪末的社会史研究也确实是史学研究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并在不同的研究格局中形成了各领风骚的局面。诸如冯尔康、常建华等对宗族社会、社会生活的研究，郭松义等对伦理、婚姻的研究，葛剑雄等对中国人口史及移民史的研究，唐力行等对徽商的研究，马敏等对晚清绅商和商会的研究，陈支平、郑振满等对福建家族势力的研究，陈春声、刘志伟等对华南民间信仰的研究，蔡少卿、秦宝琦等对秘密社会的研究，李文海、夏明方等对近代灾荒的研究，乔志强、赵世瑜等对近代华北乡村社会的研究等，都是引人注目的成果。而这些成果几乎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新史学”的鲜明烙印，其共同点更在于他们的史观及问题意识都建立在以下层民众为历史研究主体的立场上。
但是，“新史学”研究的意义绝不仅仅停留在将研究内容定位在对普通民众进行“国家意识”的塑造上，还在于它个性突出的问题意识以及对西方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关注与积极引进，而这一点同样成为社会史在研究中欲摆脱教条化史学的一种努力。例如王笛对成都街头文化、下层民众及其公共生活状况的诠释，明显是受到“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研究范式的影响；刘志伟对汉化移民向边疆扩散的历史梳理，是建立在人类学有关族群认同的分析路径上；余新忠的身体史研究，更是完全意义上的西方后现代史学的产物③。凡此不胜枚举。
这一个个题材不断更新的个案研究，其共同点，都是从微观视角出发，在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的基础上形成宏观认识。可见，“新史学”已为诸多社会学科购置和规划出一块最大的领地，其多种学科交汇的方法和路径作为重要的资源最直接地支持着研究的选题和叙事风格。因此，就方法论而言，这些研究当契合“新史学”从处于边缘的社会史问题切入到国家政治与文化等中心语境的研究路径。而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及理论的探讨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开拓，更属于社会史研究中新的两大研究取向。而社会史研究的这些新内容、新取向也同样在“新史学”那里找到了学术价值上的认同。
所谓“国家与社会”，是伴随着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等概念而引入中国的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也可称之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讨论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但近年中国学界的热衷和追逐似有后来居上之势，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分析模式的文章与著作随处可见。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研究热潮的兴起与马克斯·韦伯等西方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得到热捧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同时也应当承认的是，从单纯的基层社会研究转而以基层社会研究为切入点关注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使得自下而上的各种分散选题具有了相对统一的理论指向，预设的问题意识有了更明确的目的性，不失为重新和深入认识传统中国的一个重要研究路径。不过，在借用西方理论框架进行研究的时候，需要注意将其“中国化”的问题，即中国经验不可忽视。因为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甚至二元对立的体制不同，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表现为一种相当复杂的一体关系。因此，使用西方理论又要做到兼顾中国国情是个很难的事情，稍有不当或偏离就难免会丧失研究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特别是后者。
如果说“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赋予了社会史以思想性，甚或有了充分发挥的舞台的话，那么区域史研究则提供了一种路径、一片适宜社会史耕作的土壤。中国幅员辽阔，地区性差异很大，因而把中国的历史变迁置于有限的空间维度下进行考察，是最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它有利于研究者从限定的地域环境去发掘社会生活、文化资源、权力网络等各方面的整体性结构，并可以通过指定的区域社会的建构过程去整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区域研究的路径或许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弥补“国家与社会”理论构思上的不足，而区域研究框架也以其内在的发展潜质成就了社会史一个又一个新鲜的讨论话题。
此外，关注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在内容取材与选择上的有意性及其与社会观念建构的关系、追逐被国家历史表述忽略了的过程细节、阐发新名词中的思想史以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语境等诸多问题，也被“新史学”囊括在其研究的范围之中。例如，葛兆光认为，历史书写中不仅有加法，也有减法。历史中不断涌现的现象是用加法来呈现的，它主要体现在对主流社会和上层精英的叙述，所谓“减法”，“是指历史过程和历史书写中，被理智和道德逐渐减省的思想和观念，过去的思想史太多地使用‘加法’而很少使用‘减法’去讨论渐渐消失的那些知识、思想与信仰，包括被斥为野蛮、落后、荒唐、淫乱以后逐渐‘边缘化’和‘秘密化’的过程。其实，正是在这些思想或观念于主流社会和上层精英中渐渐减少和消失的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被过去遮蔽起来的历史”。又如，赵旭东与罗劲通过对河北白洋淀一位抗日英雄被记述的过程的分析，认为历史记忆即对英雄人物等的认知图式应该有两种，一种是跟国家历史表述中的历史真实相一致的英雄图式，另一种则是对此图式构成挑战的对英雄叙事的怀疑。而这另类图式的提出，仍然表达了史学界欲颠覆唯有主流社会掌控历史记忆与书写局面的意愿，为非主流意志也即下层民众视角的历史阐述留下了空间。
而这些研究，已不单单局限于社会史领域，许多话题已经属于思想史、文化史的范畴。从近期杨念群、黄兴涛等提供的研究范本———《新史学》文集看，“新史学”已把史学研究带进一片更加广阔的文化史的新天地。《新史学》第３卷直接以“文化史的再出发”为题，围绕概念、观念与话语，文本、知识与信仰等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互动关系，去讨论其中所渗透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旨在强调人文化的学术追求与多学科的问题对话，揭示并把握观念的社会化程度、信仰的本真性以及概念史的实践等。黄兴涛还特别提出，要加强文化的社会史取向，指出：“社会和文化既不可分，历史更是一个整体，文化有其社会性，社会也含有文化质。”并将社会与文化这两个界域的打开概括为新文化史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即“文化现象的社会考察探究”和“社会生活的文化提炼抽象”。这或许就是关注社会文化的史学家从“后现代”的视角去注视历史人物在社会实践背后的文化意义的一种方法，而早在２００１年的世纪之交，刘志琴、李长莉、左玉河等人就发起并组织了“社会文化史”的研讨，表达了学界对“社会文化史”或者是“文化社会史”研究取向的认同。所以，文化视野的广角镜头，无疑将给“新史学”再次注入新的活力。
可以说，无论是在新颖程度、理论自觉还是在学术声势方面，“新史学”都将为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带来新的研究空间。但是，必须赘言的是，“新史学”多习惯于在西方社会理论资源的库藏中选择自己的问题话题，或者是研究框架，而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吸食，势必在面临本土化时会遇到难以消化的问题，这是必须引起重视的。
注：本文节选自：刘凤云：《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清史研究三十年》。
注释：
①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3版，第1～2页。
②参见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③参见王笛《街头文化、下层民众及公共生活研究状况、资料和理论方法问题———以成都为例》和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以上两文皆见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余新忠《晚清的卫生行政与近代身体的形成———以卫生防疫为中心》（刘凤云等主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参见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和赵旭东、罗劲《图式冲突中的英雄观念重构与真实性告诫———以华北一村落有关抗日英雄的集体记忆为例》（以上两文皆见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两文。黄兴涛：《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代中国为视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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